肥西宣傳部徐

1、徐鈺：踐行「愛學干」，為國培桃李

徐鈺：踐行「愛學干」，為國培桃李

    徐鈺（1926、6-2002、6），男，浠水縣團陂鎮人，漢族，中共黨員，中學高級教師。1946年省第二高級中學畢業。1950年參加教育工作。1957年被劃為「右派」回鄉勞動，1962年春摘「右派」帽，安排到團陂五中（團高前身）教書。1978年徹底平反。1981年退休又留用10年。他在團陂高中工作近半個世紀，在這里實踐「愛、學、干」，為國樹桃李，寫就人生輝煌。《湖北日報》頭版頭條報道過他的事跡， 1985年他是浠水縣教師的十面紅旗之一，1990年中南六省區中學聯授予他優秀文學社輔導老師獎，1991年是黃岡地區優秀共產黨員，1994年是湖北省教育系統關心下一代先進工作者，1995年榮獲李鵬總理題寫的「獎給全國教育系統關心下一代工作先進個人」水晶鐫刻獎牌和教育部頒發的榮譽證書；4年之後，再獲朱鎔基總理題寫的同樣獎牌和教育部頒發的同樣證書。

    （一）教書育人，灑向學生都是愛

      愛學生是教師的職業要求。徐鈺出身於地主家庭，又錯劃過右派，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內，受到過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沒有歸怨，他把黨比作母親，說「哪有孝子被母親錯罰了一次跪，就不認娘的呢？」在工作中，他把對黨的無限深情，化作對黨的教育事業的無限熱愛，對祖國未來——學生的無限關愛。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盡一切努力幫助有困難的學生完成學業。他把親近學生，了解學生的家庭困難，及時解決學生的顧慮，讓學生安心讀書並完成學業，當作自己的工作責任。為此他捨得花時間、花精力、花財力、甚至花體力。特別是恢復高考後，有的學生年歲較大，家庭又困難，來自家庭的壓力大，棄學現象時有發生。為此，他不厭其煩走訪學生家長，跟家長做思想工作。有時為了做學生家長的工作，他還到田間地頭和家長一起勞動。對於有經濟困難的學生，他常常自掏腰包，接濟他們。比如，1978年4月有名學生叫徐臘英，因家庭貧困沒錢供她上學，徐鈺趕往其家裡幫忙插秧，當年7月份又去該生家裡挑草頭，並把自己當月的工資給一半這個學生的媽媽，該生的媽媽終於感動了，答應讓孩子繼續上學，徐老師才高興的帶著該生回到學校，並親自為其補習功課。畢業於武大，後走上省委宣傳部領導崗位的學生陳智愚，2019年5月在團高百年校慶籌備會上很動情的地說：「1978年我高考差點分，年歲又比較大，差點放棄，就是徐鈺老師鼓勵和幫助我完成學業、考上武漢大學的。剛恢復高考的那幾年，徐鈺老師做了大量家訪、說服和助學工作，使很多學生完成學業，改變了人生命運。很多同學感激他、懷念他。」考上清華大學的學生蔡秀文寫信給徐鈺說：「徐老師，我要謝謝您對我以及其他學生的關心。在清華的日子裡，我從未曾忘記您和其他關心過我的人……」。

      二是以學生為重，舍小家顧大家。1966年，他在農村的獨子得白喉病，家人來告知時，他正在上課，望著正聚精會神聽講的學生，他沒有停課，一直等到下課才回家。哪知道他回到家時孩子就不行了。他忍淚埋葬了兒子，又回學校上課。妻子傷心極了，他安慰妻子說：＂別太難過了，教室里的學生也是我們的孩子。＂幾年後他的前妻在學校去世，徐鈺安葬了妻子的遺體，當天返回學校，三天後又走上課堂。一年後的臘月下雪天，徐鈺從教室輔導學生後回宿舍，在下坡路上滑倒摔斷了右手，而醫生又接挪了位，半月後惡化，又重做手術，他又顧不得痊癒就出院走上講台。由於手不能舉高，他就特製一個凳子，站在凳子上板書，寫兩尺寬，下來移一次，這樣寫一塊黑板要下三次，上三次。他就是這樣，心裡只裝著學生，就是沒有他自己。

        三是矢志不渝，關心學生的健康成長。不以高考論英雄，重在培養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重在關注學生的健康成長。他對高考落榜學生同樣關愛，僅團陂一帶就有多個高考落榜生，在他的教育和指導下，成長為人民教師，並走上學校重要領導崗位。對於後進生，徐鈺也是循循善誘，誨人不倦，70年代有個老紅軍的孩子有優越感，不思進取，徐老師經常與他談心，病了找醫生到床前，把葯和開水送到手上，又請其母親來班上講過雪山草地的革命故事，使這個學生改變了自己，成為有用之才。最令人我感動的是，2012年，徐鈺身患肺癌，已到晚期，病卧在床，仍牽掛著學生，他從正月初八起，拖著病體，用8天時間寫成《給全體同學的一封信——代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他在信中說：「我雖然仍在重病之中，但無日不關心學校，無日不思念著天真活潑、聰明憨厚、朝氣蓬勃的你們。」他的信從三個方面，一是要有個周全的自我設計；二是要有「交了答卷又趕考」勇往直前的行動；三是要正確使用自己的大腦器官。這封信有很強的感染力，字里行間流露著他對一代青年的無限關愛和熱切期望，可謂語重心長，情真意切，讀來催人淚下，激人奮進。這是徐老師飽蘸著自己心上的血，寫給年輕人的生命遺言。

（二）好學不倦，化雨春風滿杏壇

      徐鈺認為，要給學生一碗水，自己得有一桶水，老師要德學雙高，只有如此，才能向學生呈現最好的教學藝術和最佳的教學效果，同時，要使學生愛學會學，自己必須愛學善學。所以，徐鈺一生為教，終身好學，這為他傳道授業解惑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的學習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課堂教學質量高，深受學生歡迎。他的學生們在回憶徐鈺老師的課堂教學時說了三點：其一，徐老師板書頗具特色，一筆一劃，一絲不苟，自帶張力，恰似他忠誠耿直的風骨，讓人過目不忘。其二，徐老師的語言文字和古文功底特別深厚。他講授文學修辭手法，不限於常用的比喻（擬人、擬物）、誇張、排比、對偶等手法，更延伸到不常用的頂真、回環等修辭，且有例句幫助學生理解。他講授文言文時特別認真，對晦澀難懂、古今異義的內容他會不厭其煩、逐字逐句地講解，使學生牢記於心。其三， 他講課十分投入，常常聲情並茂，扣人心弦。如在學習《為了忘卻的記念》這篇課文時，其中有一句描寫馮鏗女士的原文「她的體質是弱的，也並不美麗」，徐老師讀到這里突然停下來問大家，「你們知道魯迅先生寫這句話的用意嗎？」同學們面面相覷，半晌無人出聲。只見徐老師把課本一合，提高聲調說，「這是在說烈士心靈美啊！」學生們恍然大悟。又比如有一次他示範舊時戲台上媒婆出場的情景，以右手作從右上襟掏出手帕狀，迅疾抬起右腿，作勢干凈利落地在右腿上以「手帕」拍了兩拍，動作惟妙惟肖，引起同學們強烈的興趣。徐老師在講解精典記敘文時常使用角色扮演手法，比如他曾指派一位女同學和一位男同學扮演文中的母子，以朗誦形式在課堂上進行「母子對話」，兩位同學表現都很投入，一時間課堂上歡聲笑語，氣氛輕松。

        二是教研成果突出和文章新穎別致。1964年，團陂五中（即團高的前身）教授語文課，他創造的「常青」「新苗」語文教學法，在當時反響很大。他在90年代的發表的教研論文《救救語文課》，振聾發聵，引起教育同仁高度關注。而看他的文章，感到他年紀雖大，語言總是很新鮮，思想總是走在時代的前列，這也是他酷愛學習的結果。

        三是學生學的扎實，成績提高快。他根據班上學生成績差（「新苗」）的客觀實際，在教學中，不歧視，不偏愛，因材施教，迅速提高了全班學生積極性。他教的文科班，高考成績多次列全縣同類學校第一位，其中考入北京大學的陳曉文，語文成績是全地區文科第四名。

（三）埋頭苦幹，不用揚鞭自奮蹄

        徐鈺的「愛、學、干」不是孤立的，是互相聯系的有機統一，它把「干」看成是「愛」和「學」的實踐，學以致用，學用結合。他的」干」是不辭勞累和忘我無私的，他干份內之事，教好語文課；干份外之事，辦好年輕人文學社和校園廣播等；在職拚命干，摔斷了手臂還特製凳子上講台；退休後仍然不知疲倦地干，留用10年間，「熱血滿腔猶沸盪，為酬壯志獻餘光」（徐鈺詩句），他一邊教一個班語文，一邊辦好《年輕人》文學社，輔導70多個文學社員進行文學創作，批改推薦稿件。建社兩年多，社員就在省地縣報刊上，共發表詩文近百篇，從此，《年輕人》這支鄂東嫩枝花香遠益清，走出了鄂東，走出了湖北，出席了中南六省中學生優秀文學社團鄭州會議。山西《語文報 》、上海《中學生知識報》等報刊發表《年輕人》作品，陸續有13個省市自治區的年輕人向他求教，他有求必應，來函即復，悉心指導。十年間碩果累累，社員發表作品五百多篇（首），促進了學生的文學文化素養提升，豐富了校園生活，培養一批批人才。當年的社長高超大學畢業後成長為北京人大附中領導，一直筆耕不輟並成為北京作協理事，後任社長程默畢業後為《湖北教育報》編輯。社員馮雲紫成為荊楚頗有影響的詩聯高手。原縣教委主任歐陽世全讀罷徐老寄來的《未來作家》中刊登的文學社員文章說：「從被刊載的8篇文章來看，字里行間，可看出有你辛勤耕耘的汗滴，有你那種古雅蒼勁、昂揚奔放的文風。你如同一抹笑傲秋陽而怒放的秋菊，愈是年老，愈是枝茂，愈是歲晚，愈是花香。」

2、肥西縣宣傳部幾個副部長

截至在2021年7月20日，肥西縣宣傳部在職副部長有兩個。年中共肥西縣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張建春，中共肥西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李瓊芳。

3、徐秋白人生簡介

是瞿秋白吧

瞿秋白（1899.1-1935），江蘇常州人，散文作家，文學評論家。他曾兩度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35年2月在福建長汀縣被國民黨軍逮捕，6月18日慷慨就義，時年36歲。
瞿秋白（qú qiū bái ）原名瞿雙，他曾兩度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1927年7月～1928年7月，1930年9月～1931年1月）。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1934年2月，瞿秋白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委員、人民教育委員會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等職。中央紅軍長征後，他留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任中共蘇區中央分局宣傳部部長。1935年2月在福建長汀縣被國民黨軍逮捕。敵人得知他的身份後，採取各種手段利誘勸降，都被他凜然拒絕。6月18日，他坦然走向刑場，沿途唱著《國際歌》、《紅軍歌》，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等口號。到達刑場後，盤膝坐在草坪上，飲彈灑血，慷慨就義，時年36歲。

4、我想知道最後王守義把潘玉良托給她的東西帶回給潘贊化的子孫了嗎?

應該帶回來了
但是最後到子孫那有多少東西就不知道了

潘玉良遺作遺物運回的經過

1977年8月我們收到祖母潘玉良生前好友王守義先生以表弟的名義給我們寄來了唁函，瞬間我們全家都沉浸在無比的悲痛之中。悲痛之餘父親考慮到潘玉良的後事安排和遺產處理。
潘玉良財產的唯一合法繼承人潘牟於77.8.28日和77.10.1日分別寫信給外交部西歐司、和外交部領事司，首先提出我們家派人去法國，在使館的協助下，料理潘玉良的後事和處理潘玉良遺產。如果外交部門不允許我們家人去法國，那就委託外交部門幫我們處理幾件事：
1）將她的骨灰運回國安葬。
2）將她的遺作運回國，運回後大部分遺作捐給國家，小部分留給家庭作紀念。
3）將法國各美術館、博物館內收藏的潘玉良作品拍成照片，以備我們家出「潘玉良紀念冊」。
4）如果有其他的遺物、遺產，運回後由潘牟繼承。
在當時，潘牟還被不公正的戴著「歷史反革命」和「右派分子」兩頂帽子，為了以上兩封信引起有關部門的的重視，潘牟在信後署名處，除了簽了自己的名字，還代簽了：彭德秀（潘牟之妻）、潘曉忠、潘忠丘、潘忠共、潘忠玉（潘牟的四子女）潘新亞（潘牟假設第三代的名字，我們家根本沒有潘新亞其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二條，只有潘牟一人享有潘玉良遺產的繼承權，和潘玉良遺產的所有權、處分權。
所以兩封信後的簽名，只有潘牟的簽名在法律上生效，而其他的簽名都是沒有法律效力的。就是這樣潘牟特別鄭重其事的給外事部門的報告，卻象放飛的野鴿子，杳無音信。
這樣的遭遇以前是經常會遇到的——你給政府某行政部門很慎重的書面提出申請、報告、要求、委託，卻永遠得不到答復。
「四人幫」倒台後，潘牟在政治上獲得新生，1978年他得到徹底平反，有關部門根據他的專長將潘牟安排到安慶市第四中學擔任英語教師。
然而二十餘年的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所造成的傷害是不可逆轉的，潘牟不幸於1979年12月9日因病在安徽省安慶市逝世，永遠的離開了我們。
由於潘玉良常年生活在法國，特別是——我們國家幾十年的閉關鎖國政策，使得當時國人對潘玉良其人和她所取得的藝術成就是一無所知。
1982年安徽省女作家石楠根據我們向她提供的材料創作了傳記小說《張玉良傳》，發表在《清明》雜志上，人民文學出版社稍加增刪發行了《畫魂——潘玉良傳》單行本，全國報刊雜志紛紛轉載，不少地方廣播電台在「小說連播」欄目里播放這部傳記小說。自此以後，潘玉良的藝術成就和傳奇經歷才被大部分國人所了解。有關部門也才了解潘玉良作品的藝術價值。
在潘玉良去世五年後，潘牟也去世了三年，有關部門才開始策劃、啟動將潘玉良的遺作、遺物運回國內的工作：
1982.1.18日，駐法大使館領事司致中央文化部，{（82）法領字（57號）文《已故畫家潘玉良遺作處理文》}中，提出兩種意見：「一是全部運回國內交各有關部門……，二是挑選部分藝術價值較高的作品運回國內，其餘作品在當地拍賣，所得之款一部分上交國家「。
1982.3.20日文化部藝術局致外交部領事司的函中稱：「同意江豐同志意見，請將潘畫作品全部運回國內，交中國美術館收藏。」
1983.6.3日，{中央文化部（83）文藝字1235號文，關於《安徽旅法畫家潘玉良遺作運回國內處理意見》}（以下簡稱：《文化部1235文》）中決定：「潘畫運回後交文化部藝術局收件，除中央美術館留幾件代表作作為國家收藏，其餘全部作品交安徽省委宣傳部接收」。
1984.2.10日，安徽省委宣傳部王庭等四同志接文化部藝術局王米的84.1.16的函去上海，持文化部藝術局的證明將由法國運抵上海的潘玉良七箱遺作遺物於84.2.24日運抵合肥，存放在省博物館。
從1982年開始駐法大使館領事司與文化部藝術局之間，信函往來協商如何處理潘玉良遺作的詳情，我們當時是一無所知。《文化部1235文》是1984.3.14日由文化部藝術局王米、劉國華向我們傳達的，其他的信函往來，我們是在1994年提起「潘玉良遺產返還案」訴訟以後才知道。
1984年3月份，安徽省委宣傳部通知我們：潘玉良的遺作、遺物已經運回安徽，要我們家屬派代表兩人參加3月15日的潘玉良遺作、遺物的清點、驗收、交接工作。
3月14日彭德秀、徐永升（潘曉忠之夫，安慶一中教師）就奉命趕到合肥。當天晚上，在文化部藝術局代表下榻的賓館——江淮飯店，文化部藝術局代錶王米、劉國華和安徽省委宣傳部藝術處的王庭接見了彭德秀、徐永升。告訴他們潘玉良的遺作、遺物共裝有七隻箱子，已由文化部為主、省委宣傳部協助運回合肥，存放在省博物館，並向他們傳達了《文化部1235文》文件精神「……潘畫運回後交文化部藝術局收件，除中央美術館留幾件代表作作為國家收藏，其餘全部作品交安徽省委宣傳部接收。建議安徽省委考慮滿足家屬留幾張畫作為紀念的要求。」 徐永升在徵得王米、劉國華同意後將此文件的精神抄錄了下來。
當看到《文化部1235文》時，彭德秀、徐永升就覺得很不理解：潘玉良遺作、遺物應該由我們繼承，就是要捐獻，也得要交給我們，然後由我們來具體操作，怎麼由文化部藝術局來全權安排呢？（後來安徽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戴岳的一句話「潘玉良的一切都是國家的」才解開疑團——「國家財產」當然應該由國家的行政部門來處理了——這已是後話了）
多少年來，我們對於紅頭文件「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自覺性已經「落實在行動中，融化在血液里」。彭德秀和徐永升當時只有一個選擇：「狠斗『私』字一閃念」， 堅決服從文化部和省委宣傳部的領導，不折不扣的執行《文化部1235號文件》。
彭德秀、徐永升最感激動的就是：馬上就可以目睹朝思暮想的潘玉良真跡了。最關心的是：文化部、省委宣傳部部的領導們，能給多少，什麼質量的潘玉良遺作給我們？
第二天，也就是1984.3.15日正式的驗收、交接工作正式開始了。何謂「驗收」呢？
潘玉良去世後，她的遺作、遺物全部存放在我國駐法大使館內，運回的潘玉良七箱遺作、遺物，是由我國畫家郁風和候一民、湯小銘在訪法期間挑選、整理、裝箱的，還有一部分潘玉良遺物——潘玉良的的朋友送給她的畫，如張大千的幾幅冊頁、常玉的速寫等，是由候一民、湯小銘回國時隨機帶回來的，帶回後交給王米，王米又從北京帶到合肥。這分兩批運回的潘玉良遺作、遺物，在啟運之前，候一民、湯小銘已經將兩批的清單寄給了王米。
「驗收」就是核對運回的實物與清單上的品種、數量有無訛誤。
參與「清點、驗收、交接」工作的人員，由三方面人員組成：文化部藝術局代表（王米、劉國華），清點驗收小組（省委宣傳部藝術處、省文化廳、省博物館、省美協共八人），家屬代表兩人，共計十二人。由文化部代表主持清點驗收和分配交接工作。
清點、驗收工作是在非常嚴格要求下進行的，地點是在省博物館二樓大廳，清點、驗收進行中，不準任何小組外人員進入。
清點、驗收開始很細，既要看畫，又要點數，搞了一天，僅清點了一隻半箱子，大家覺得這樣下去要拖很長時間，到後來除了大一些的作品數一數，象寫生、速寫就數也不數了。就按照「清單」上的「速寫一包」、「速寫一大包」、「書若干」、「常玉速寫一卷」粗線條的清點、驗收了。
王米、劉國華在三天清點驗收中，首先挑選了藝術價值最高的潘玉良遺作53件，遺物若干（其他畫家送給她的畫，其數量、品種我們到現在都不知道。）

5、河南省太康縣：公路局舉辦慶七一演講比賽

河南省太康縣：公路局舉辦慶七一演講比賽

6月27日，河南省太康縣公路局辦公樓六樓會議室，「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慶七一演講比寨決賽在這里舉行。

為紀念建黨98周年，展現新時代公路系統黨員幹部牢記使命、創新發展、勇於拼搏的精神風貌，太康縣公路局舉辦此次演講比賽。

縣委組織部副部長許兵軾、縣委宣傳部副部長徐公博、縣婦聯主席張艷、共青團太康縣委書記王麗、縣委常校副校長谷松領、縣紀監委派駐公路局紀檢組長軒茂林，太康縣公路局黨委書記、局長程耀海應邀擔任本次演講比賽評委。

演講比賽經過預賽，10名選手脫潁而出，晉級決賽一決高下。演講比賽現場，台上演講者神情激昂，抑揚頓措，聲情並茂。講到精彩處，台下報以熱烈的掌聲。選手們緊緊圍繞「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遠跟黨走，立足崗位做奉獻」主題，緊密聯系工作實際，以質朴的語言、飽滿的感情，謳歌了共產黨的光輝歷程，堅定了永遠跟黨走的信心。

經過激烈角逐，賈丹榮獲一等獎，李子豪、王棟梁選手榮獲二等獎，李琰、肖翠、李紅珠等5人獲得三等獎，其餘選手獲優秀獎。

周口市人大代表、公路局職工宋敏說，舉辦演講比賽，活動凝聚人心，有效地展示了公路人的新形象。職工歡迎，希望多舉辦一些這樣的活動。

6、肥西宣傳部好進嗎

好進。
肥西宣傳部要求本科以上，對專業沒有要求，還是比較容易進的。
肥西宣傳部地址肥西縣上派鎮人民西路政務大樓三樓。

7、徐特立的生平簡歷

徐特立(1877年—1968年)，又名徐立華，原名懋恂，字師陶，中國革命家和教育家，湖南善化（今長沙縣江背鎮）人。毛澤東和田漢等著名人士的老師。
1877年2月1日出生於湖南省長沙府善化縣四都觀音塘（今長沙縣江背鎮觀音塘）。
1905年入長沙城寧鄉速成中學，畢業後在長沙周南女校任教。後興辦私學（如梨江學校、長沙平民夜校等）。
1910年往日本考察教育，支持武昌起義，被選為湖南臨時議會副議長。
1913年任長沙師范學校校長。
1919年-1924年6月，42歲時，遠赴法國勤工儉學，並考察了比利時和德國的教育。
1924年回國後創辦長沙女子師范學校和湖南孤兒院。
1927年5月，在「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南昌起義。
1928年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30年回國後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創辦了列寧小學、列寧師范等。參加了長征。在延安曾任邊區政府教育廳廳長。抗日戰爭爆發後，以八路軍高級參謀長的名義任八路軍駐湘辦事處主任，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1931年1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長，兼任蘇維埃大學副校長。
1934年10月他以57歲的高齡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董必武、徐特立一起編入中央機關縱隊幹部休養連，表現了老英雄的大無畏的革命氣魄。
1940年創辦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並任院長。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共第七、八屆中央委員等職，後因身體原因請辭。
1968年11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徐特立，1877年生於湖南長沙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從小就體味到農民所受的殘酷剝削。9 歲時，父兄因憤於不識字受欺壓，湊錢讓他讀私塾。他讀了六年書，又因無錢輟學在家，曾跟隨一個和尚學習禪宗。後來他在家勞動，又教私塾。1905年因清政府廢科考辦新學，長沙辦起師范學校，他考入該校讀速成班，畢業後當高小教員，又應聘長沙周南女校。
1907年發生清政府向外國屈辱妥協的教案時，徐特立在學校作時事報告，講到激憤之處，熱淚如傾，竟拿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蘸著血寫了抗議書，寫完當場暈倒。這一「抽刀斷指」的舉動，頓時蜚聲全省，徐特立也被當時有進步思想者譽為最有血性的激進人物。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徐特立積極參加湖南起義，被推為長沙副議長，翌年又任省教育司的科長。他一身清正進入官場後，頓覺黑暗無比，不久返回教育界，任長沙師范學校校長。1919年，國內興起赴法國勤工儉學熱潮，年已42歲的徐特立也報名前往，成為年紀最大的留學生。在法國四年間，他邊做工邊學法語，後入巴黎大學學習自然科學。回國後，他任長沙第一女師校長，被公認為湖南的教育界名流。1927年初大革命高潮時，徐特立參加了湖南農民協會並任教育科長，又在左派掌權的國民黨長沙市黨部任農工部長。同年夏天，大革命失敗，在不少共產黨員叛變脫黨時，徐特立卻以50歲年齡入黨。隨後，他參加了南昌起義，任師黨代表。部隊失敗後，他決定同賀龍一起上山打游擊，只是因病未能跟隨，被派赴莫斯科入中山大學。他學通俄語後，系統研究了馬列主義，並同吳玉章、瞿秋白共同研究了漢語拉丁化拼音。
1930年末，徐特立潛回國內，赴江西根據地，後在中華蘇維埃政府任教育部副部長（部長為瞿秋白）。1934年，他隨軍長征。一路上，他拄著一根竹杖，扛著防身用的紅纓槍，和大家一同行軍。瞿秋白在告別時換給他一匹好馬，他卻總是讓給傷病員騎。據統計，長征兩萬里，徐老騎馬不過二千里，人稱「徐老徐老真是好，不騎馬兒跟馬跑」。
到達陝北後，中共中央為他慶祝60歲壽辰。毛澤東寫信致賀，稱徐老「今後還將是我的先生」。抗戰爆發後，徐特立先到國民黨統治區做中共代表，1940年回延安任自然科學院院長，在黨的「七大」上當選中央委員。此時，他老當益壯，年近七十還參加了延安青年體育運動會的游泳比賽。1947年，中央為他慶賀70歲誕辰，毛主席的題詞是「堅強的老戰士」，朱總司令的題詞則是「當今一聖人」。
新中國成立後，徐特立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因年老記憶力減退，他自動申請免職。但是，他仍關心國事———「大躍進」時不表贊成，「文革」開始後又憂心不已。1966年國慶節上天安門時，他守在電梯旁等毛澤東，想傾訴心中想法。毛主席遠遠看見他後，馬上打招呼並想走過來，可惜被突然出現的一群高呼「萬歲」的人隔開。徐老此後身體日衰，難以外出，於1968年去世。 徐特立生於1877年，當時的中國正一步一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世界形勢來看，英、法、美等國家在全世界大肆侵略擴張，搶占殖民地；國內，清王朝即將走到盡頭，對內政治腐朽，對外卑躬屈膝。在這種形勢下，有識之士紛紛探尋救國救民的道路。
年幼的徐特立生活在湖南長沙縣的農村，母親的早逝、父親的整日勞累和生活的極度窘迫，使他初嘗人世的艱辛。1886年，飽嘗沒有文化苦頭的父親東拼西湊了一點學費，將9歲的徐特立送進私塾讀書。
在私塾讀過的詩歌、古文中，明末清初學者朱柏廬寫的《治家格言》和明代忠臣楊椒山感情充溢的遺囑，對徐特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6歲時，徐特立因家中親人去世，必須自謀生計而不得不輟學。經過幾年摸索，18歲時徐特立終於作出從文的決定，「確定教書兼習科舉業」「可以進步，又可謀生」。
於是，徐特立一邊在家鄉教蒙館，一邊「兼習科舉」，苦讀八股。但他反對考秀才用的死八股，特別是在得到長沙舉人陳雲峰的勸告後，徐特立立志求真知而不再把精力放在八股文上，「從此我不做八股了，成了一個好漢學的青年」。他甚至制訂了「十年破產讀書計劃」，一心「讀書求學問，進學不進學不去管他」。在博覽經史子集的同時，徐特立積極閱讀《湘學報》、《湘報》等傳播西方文明的書刊，特別喜愛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寫的那些針砭時弊、議論時政、激情洋溢的文章，一度自命為康梁的信徒。
1905年，清廷明令取消八股取士，改考經義，並加歷史、地理。28歲的徐特立參加考試，在3000名考生中名列第19名。雖然後來因經濟困難而又不願接受富家子弟的資助而放棄了復試，但他的名聲不脛而走，各處學堂爭相聘用，他不再需要為生計擔憂。然而，他並不安心於農村塾師的職 業，更不迷戀於個人的小康家庭。他考慮的問題，已經迥異於20歲以前主要為個人職業、家庭和前途著想，進而覺得該為國家民族分憂了。他覺得自己應該離開家鄉，到更為廣闊的天地中去學習新的知識，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他考入了由同盟會會員周震鱗在長沙城創辦的寧鄉速成師范，學習教育學、自然科學等新知識和西洋史、東洋史等講授資產階級革命的課程，開始接受資產階級民主思想。 隨著立憲派組織發動的三次大規模的請願活動相繼失敗，徐特立逐漸認識到改良主義在中國行不通，必須通過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統治。於是，他向革命黨人林伯渠等人了解革命形勢，表示要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在湖南還是黑雲壓城之際，徐特立約集一些進步教員，到處宣傳演講，號召大家支持革命。
湖南光復後，徐特立擔任省臨時議會的副議長，一心為新政權的建設出力。然而官場的腐敗，使他很快感到失望和憤慨。他相繼辭去省議會副議長和省教育司科長的職務，決心回到教育界，用教育來改革人心，以實現教育救國的願望。他創辦並苦心經營著長沙師范，並到湖南第一師范等學校任教。他的崇高品德、淵博學識以及強烈的愛國熱情，對毛澤東、蔡和森等許多有志匡時救國的學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924年夏，徐特立回到國內，繼續致力於湖南教育。他創辦長沙女子師范並擔任校長，同時兼任長沙師范、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的校長，精心治理三所學校，繼續實踐他教育救國的宏願。
隨著國民黨一大召開，國共合作，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在中共湖南省委組織部部長何叔衡的建議下，徐特立參加了國民黨左派，以圖「一起來促進國民革命」。1926年12月，他會見了回湖南考察農民運動的毛澤東，隨後於1927年春回家鄉調查農民運動的情況。農村翻天覆地的變化令他驚喜不已，他開始認識到「少數學生無法挽回國運……教育救國是我30年來的一種幻想」，於是積極投身農民運動，加入大革命的洪流。1927年3月，他擔任湖南農民協會教育科科長兼湖南農民運動講習所主任，還被選為國民黨長沙市黨部工農部部長，為發展湖南的工農運動做了大量的工作。
然而，1927年4月國民黨右派公開叛變革命，5月21日長沙發生「馬日事變」，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遭到瘋狂屠殺。面對血雨腥風的白色恐怖，徐特立拒絕了反動派對他的拉攏、利誘，毅然決然地拋棄一切，冒著殺頭的危險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對此，陸定一在《人民教育家》一文中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就這樣給全黨同志上了第一課:困難時不要動搖，應當更堅定地奮斗，革命是一定勝利的。徐老給我們的教科書，就是他的入黨，這本沒有字的教科書，比什麼教科書都好，也比什麼教科書都重要。」 1949年3月，徐特立隨中共中央機關進入北平，先後參與國共和平談判、全國文化教育事業的接管等工作。在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上，他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1949年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門城樓，親眼目睹了毛澤東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親耳聆聽了毛澤東庄嚴宣告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歡慶他為之奮鬥了近50年的革命理想終於成為現實。
這年，徐特立已經72歲，在常人看來實在可以頤養天年了，然而他卻從不因年老而鬆懈。歡慶之餘，他想到的不是革命大功告成，可以坐享清福，而是國家在經濟、文化建設方面面臨的艱苦任務。他在《祝吳老（指吳玉章）七十大壽》的詩篇里寫道:「……百年殖民地，從此永完結。前途之艱巨，基本在建設。幸勿過樂觀，成功在兢業。您我勵殘年，盡瘁此心血。」表現出他敏銳的眼光、對革命事業的高度責任感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宏偉志願。他對好友謝覺哉說，人一天沒停止前進，就沒有老，一旦停止前進就老了。為了勖勉和策勵自己，他制訂了一個20年學習和工作計劃，作為晚年的奮斗目標。
此後，徐特立不顧年事已高，仍朝氣蓬勃地投身於新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領導一批黨的宣傳幹部和史學工作者從事中國通史、中國革命史和黨史等的編纂工作，並繼續以各種方式關心、指導教育工作:或報告講演，或撰文著述，或視察調研，或接待來訪，或書信交流……為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教育事業而不懈地奉獻著光和熱。這位堅強的老戰士，生命不息，奮斗不止，與時俱進，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1968年11月28日與世長辭。
徐特立與時俱進的可貴品質，早已得到眾多稱頌。早在他60大壽時， 1、徐特立在湖南任教二十年，愛學生如子。他任師范校長時，將自己的月薪與校內主任、庶務等同樣定為20元，還經常接濟窮學生。
田漢（我國國歌作詞者）入學時買不起蚊帳，徐特立便買了一頂相送。而他卻把自己的家小安排在鄉下，以節省開支。逢假日回家，他要步行往返80公里。一次查夜時，他發現有新生爛腳呻吟，便親自打水給他洗腳上葯。此事傳出後，一些教師認為太失校長「身份」，學生卻對他更為敬仰。
他到第一師范任課時，支持毛澤東等學生反對校長專橫的活動。毛澤東曾說過，當時最敬佩的兩位老師，一位是楊昌濟先生（即他後來的岳父），一位是徐老。
2、徐特立一生勤儉，追求理想而從不為口腹折腰。赴法國後，他積極支持學生組織反對中法反動派的活動。國內軍閥政府為了籠絡他，通過使館告之可給一個「赴法考察」的名義，每年有1000塊大洋的薪俸。徐特立對此嗤之以鼻，仍在鋼鐵廠勤工儉學，給乾重活有困難的同學做飯。
1937年抗戰爆發後，徐特立以八路軍駐湘代表身份從延安返回長沙，一時城內轟動，每日前來拜訪探望者數以百計，其中不少還是親朋故舊。徐特立熱情地向他們宣傳黨的政策，終日長談，不過為節省辦公經費，只招待茶水而從不請人吃飯。兩年後他離開長沙時統計，只是會見法國記者時請過一頓便飯，共花了5塊錢招待費。當時，長沙城內國民黨高官衣裝筆挺，出入乘車。徐特立卻終日身穿八路軍粗布軍裝，撐一把雨傘，徒步在城中奔走，不識者多以為是軍中老伙夫。
一次，省主席張治中約談，徐特立走到省政府門口，門衛攔住說：「今天張主席會見八路軍代表，別人免進。」徐特立稱自己便是，門衛打量了一番，全然不信，竟把他轟走。張治中久等不至，派人再去八路軍辦事處相請，得知原委後，對比國共兩黨作風，對共產黨更為欽佩。
解放後，徐老始終保持勤儉的作風。他終生不抽煙不喝酒，直到晚年每天只泡一杯清茶，喝到深夜不許換茶葉。他只有一雙皮鞋、一套呢制服，而且是在外出活動時才穿。

8、徐惟誠的介紹

徐惟誠 (Xu Weicheng, 1930年5月--- )，筆名余心言。安徽蕪湖人。大夏大學肄業。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建國後，歷任青年團上海市委組織部部長，上海《青年報》總編輯，《解放日報》副總編輯，《北京日報》社社長、總編輯，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等職務。任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總編輯。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學習委員會主任，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