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西宣传部徐

1、徐钰：践行“爱学干”，为国培桃李

徐钰：践行“爱学干”，为国培桃李

    徐钰（1926、6-2002、6），男，浠水县团陂镇人，汉族，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1946年省第二高级中学毕业。1950年参加教育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回乡劳动，1962年春摘“右派”帽，安排到团陂五中（团高前身）教书。1978年彻底平反。1981年退休又留用10年。他在团陂高中工作近半个世纪，在这里实践“爱、学、干”，为国树桃李，写就人生辉煌。《湖北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过他的事迹， 1985年他是浠水县教师的十面红旗之一，1990年中南六省区中学联授予他优秀文学社辅导老师奖，1991年是黄冈地区优秀共产党员，1994年是湖北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1995年荣获李鹏总理题写的“奖给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水晶镌刻奖牌和教育部颁发的荣誉证书；4年之后，再获朱镕基总理题写的同样奖牌和教育部颁发的同样证书。

    （一）教书育人，洒向学生都是爱

      爱学生是教师的职业要求。徐钰出身于地主家庭，又错划过右派，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内，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没有归怨，他把党比作母亲，说“哪有孝子被母亲错罚了一次跪，就不认娘的呢？”在工作中，他把对党的无限深情，化作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对祖国未来——学生的无限关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尽一切努力帮助有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他把亲近学生，了解学生的家庭困难，及时解决学生的顾虑，让学生安心读书并完成学业，当作自己的工作责任。为此他舍得花时间、花精力、花财力、甚至花体力。特别是恢复高考后，有的学生年岁较大，家庭又困难，来自家庭的压力大，弃学现象时有发生。为此，他不厌其烦走访学生家长，跟家长做思想工作。有时为了做学生家长的工作，他还到田间地头和家长一起劳动。对于有经济困难的学生，他常常自掏腰包，接济他们。比如，1978年4月有名学生叫徐腊英，因家庭贫困没钱供她上学，徐钰赶往其家里帮忙插秧，当年7月份又去该生家里挑草头，并把自己当月的工资给一半这个学生的妈妈，该生的妈妈终于感动了，答应让孩子继续上学，徐老师才高兴的带着该生回到学校，并亲自为其补习功课。毕业于武大，后走上省委宣传部领导岗位的学生陈智愚，2019年5月在团高百年校庆筹备会上很动情的地说：“1978年我高考差点分，年岁又比较大，差点放弃，就是徐钰老师鼓励和帮助我完成学业、考上武汉大学的。刚恢复高考的那几年，徐钰老师做了大量家访、说服和助学工作，使很多学生完成学业，改变了人生命运。很多同学感激他、怀念他。”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蔡秀文写信给徐钰说：“徐老师，我要谢谢您对我以及其他学生的关心。在清华的日子里，我从未曾忘记您和其他关心过我的人……”。

      二是以学生为重，舍小家顾大家。1966年，他在农村的独子得白喉病，家人来告知时，他正在上课，望着正聚精会神听讲的学生，他没有停课，一直等到下课才回家。哪知道他回到家时孩子就不行了。他忍泪埋葬了儿子，又回学校上课。妻子伤心极了，他安慰妻子说：＂别太难过了，教室里的学生也是我们的孩子。＂几年后他的前妻在学校去世，徐钰安葬了妻子的遗体，当天返回学校，三天后又走上课堂。一年后的腊月下雪天，徐钰从教室辅导学生后回宿舍，在下坡路上滑倒摔断了右手，而医生又接挪了位，半月后恶化，又重做手术，他又顾不得痊愈就出院走上讲台。由于手不能举高，他就特制一个凳子，站在凳子上板书，写两尺宽，下来移一次，这样写一块黑板要下三次，上三次。他就是这样，心里只装着学生，就是没有他自己。

        三是矢志不渝，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不以高考论英雄，重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重在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他对高考落榜学生同样关爱，仅团陂一带就有多个高考落榜生，在他的教育和指导下，成长为人民教师，并走上学校重要领导岗位。对于后进生，徐钰也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70年代有个老红军的孩子有优越感，不思进取，徐老师经常与他谈心，病了找医生到床前，把药和开水送到手上，又请其母亲来班上讲过雪山草地的革命故事，使这个学生改变了自己，成为有用之才。最令人我感动的是，2012年，徐钰身患肺癌，已到晚期，病卧在床，仍牵挂着学生，他从正月初八起，拖着病体，用8天时间写成《给全体同学的一封信——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他在信中说：“我虽然仍在重病之中，但无日不关心学校，无日不思念着天真活泼、聪明憨厚、朝气蓬勃的你们。”他的信从三个方面，一是要有个周全的自我设计；二是要有“交了答卷又赶考”勇往直前的行动；三是要正确使用自己的大脑器官。这封信有很强的感染力，字里行间流露着他对一代青年的无限关爱和热切期望，可谓语重心长，情真意切，读来催人泪下，激人奋进。这是徐老师饱蘸着自己心上的血，写给年轻人的生命遗言。

（二）好学不倦，化雨春风满杏坛

      徐钰认为，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得有一桶水，老师要德学双高，只有如此，才能向学生呈现最好的教学艺术和最佳的教学效果，同时，要使学生爱学会学，自己必须爱学善学。所以，徐钰一生为教，终身好学，这为他传道授业解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学习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课堂教学质量高，深受学生欢迎。他的学生们在回忆徐钰老师的课堂教学时说了三点：其一，徐老师板书颇具特色，一笔一划，一丝不苟，自带张力，恰似他忠诚耿直的风骨，让人过目不忘。其二，徐老师的语言文字和古文功底特别深厚。他讲授文学修辞手法，不限于常用的比喻（拟人、拟物）、夸张、排比、对偶等手法，更延伸到不常用的顶真、回环等修辞，且有例句帮助学生理解。他讲授文言文时特别认真，对晦涩难懂、古今异义的内容他会不厌其烦、逐字逐句地讲解，使学生牢记于心。其三， 他讲课十分投入，常常声情并茂，扣人心弦。如在学习《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篇课文时，其中有一句描写冯铿女士的原文“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徐老师读到这里突然停下来问大家，“你们知道鲁迅先生写这句话的用意吗？”同学们面面相觑，半晌无人出声。只见徐老师把课本一合，提高声调说，“这是在说烈士心灵美啊！”学生们恍然大悟。又比如有一次他示范旧时戏台上媒婆出场的情景，以右手作从右上襟掏出手帕状，迅疾抬起右腿，作势干净利落地在右腿上以“手帕”拍了两拍，动作惟妙惟肖，引起同学们强烈的兴趣。徐老师在讲解精典记叙文时常使用角色扮演手法，比如他曾指派一位女同学和一位男同学扮演文中的母子，以朗诵形式在课堂上进行“母子对话”，两位同学表现都很投入，一时间课堂上欢声笑语，气氛轻松。

        二是教研成果突出和文章新颖别致。1964年，团陂五中（即团高的前身）教授语文课，他创造的“常青”“新苗”语文教学法，在当时反响很大。他在90年代的发表的教研论文《救救语文课》，振聋发聩，引起教育同仁高度关注。而看他的文章，感到他年纪虽大，语言总是很新鲜，思想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这也是他酷爱学习的结果。

        三是学生学的扎实，成绩提高快。他根据班上学生成绩差（“新苗”）的客观实际，在教学中，不歧视，不偏爱，因材施教，迅速提高了全班学生积极性。他教的文科班，高考成绩多次列全县同类学校第一位，其中考入北京大学的陈晓文，语文成绩是全地区文科第四名。

（三）埋头苦干，不用扬鞭自奋蹄

        徐钰的“爱、学、干”不是孤立的，是互相联系的有机统一，它把“干”看成是“爱”和“学”的实践，学以致用，学用结合。他的”干”是不辞劳累和忘我无私的，他干份内之事，教好语文课；干份外之事，办好年轻人文学社和校园广播等；在职拼命干，摔断了手臂还特制凳子上讲台；退休后仍然不知疲倦地干，留用10年间，“热血满腔犹沸荡，为酬壮志献余光”（徐钰诗句），他一边教一个班语文，一边办好《年轻人》文学社，辅导70多个文学社员进行文学创作，批改推荐稿件。建社两年多，社员就在省地县报刊上，共发表诗文近百篇，从此，《年轻人》这支鄂东嫩枝花香远益清，走出了鄂东，走出了湖北，出席了中南六省中学生优秀文学社团郑州会议。山西《语文报 》、上海《中学生知识报》等报刊发表《年轻人》作品，陆续有13个省市自治区的年轻人向他求教，他有求必应，来函即复，悉心指导。十年间硕果累累，社员发表作品五百多篇（首），促进了学生的文学文化素养提升，丰富了校园生活，培养一批批人才。当年的社长高超大学毕业后成长为北京人大附中领导，一直笔耕不辍并成为北京作协理事，后任社长程默毕业后为《湖北教育报》编辑。社员冯云紫成为荆楚颇有影响的诗联高手。原县教委主任欧阳世全读罢徐老寄来的《未来作家》中刊登的文学社员文章说：“从被刊载的8篇文章来看，字里行间，可看出有你辛勤耕耘的汗滴，有你那种古雅苍劲、昂扬奔放的文风。你如同一抹笑傲秋阳而怒放的秋菊，愈是年老，愈是枝茂，愈是岁晚，愈是花香。”

2、肥西县宣传部几个副部长

截至在2021年7月20日，肥西县宣传部在职副部长有两个。年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建春，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琼芳。

3、徐秋白人生简介

是瞿秋白吧

瞿秋白（1899.1-1935），江苏常州人，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慷慨就义，时年36岁。
瞿秋白（qú qiū bái ）原名瞿双，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1927年7月～1928年7月，1930年9月～1931年1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1934年2月，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利诱劝降，都被他凛然拒绝。6月18日，他坦然走向刑场，沿途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后，盘膝坐在草坪上，饮弹洒血，慷慨就义，时年36岁。

4、我想知道最后王守义把潘玉良托给她的东西带回给潘赞化的子孙了吗?

应该带回来了
但是最后到子孙那有多少东西就不知道了

潘玉良遗作遗物运回的经过

1977年8月我们收到祖母潘玉良生前好友王守义先生以表弟的名义给我们寄来了唁函，瞬间我们全家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悲痛之余父亲考虑到潘玉良的后事安排和遗产处理。
潘玉良财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潘牟于77.8.28日和77.10.1日分别写信给外交部西欧司、和外交部领事司，首先提出我们家派人去法国，在使馆的协助下，料理潘玉良的后事和处理潘玉良遗产。如果外交部门不允许我们家人去法国，那就委托外交部门帮我们处理几件事：
1）将她的骨灰运回国安葬。
2）将她的遗作运回国，运回后大部分遗作捐给国家，小部分留给家庭作纪念。
3）将法国各美术馆、博物馆内收藏的潘玉良作品拍成照片，以备我们家出“潘玉良纪念册”。
4）如果有其他的遗物、遗产，运回后由潘牟继承。
在当时，潘牟还被不公正的戴着“历史反革命”和“右派分子”两顶帽子，为了以上两封信引起有关部门的的重视，潘牟在信后署名处，除了签了自己的名字，还代签了：彭德秀（潘牟之妻）、潘晓忠、潘忠丘、潘忠共、潘忠玉（潘牟的四子女）潘新亚（潘牟假设第三代的名字，我们家根本没有潘新亚其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只有潘牟一人享有潘玉良遗产的继承权，和潘玉良遗产的所有权、处分权。
所以两封信后的签名，只有潘牟的签名在法律上生效，而其他的签名都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就是这样潘牟特别郑重其事的给外事部门的报告，却象放飞的野鸽子，杳无音信。
这样的遭遇以前是经常会遇到的——你给政府某行政部门很慎重的书面提出申请、报告、要求、委托，却永远得不到答复。
“四人帮”倒台后，潘牟在政治上获得新生，1978年他得到彻底平反，有关部门根据他的专长将潘牟安排到安庆市第四中学担任英语教师。
然而二十余年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所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逆转的，潘牟不幸于1979年12月9日因病在安徽省安庆市逝世，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由于潘玉良常年生活在法国，特别是——我们国家几十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当时国人对潘玉良其人和她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一无所知。
1982年安徽省女作家石楠根据我们向她提供的材料创作了传记小说《张玉良传》，发表在《清明》杂志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稍加增删发行了《画魂——潘玉良传》单行本，全国报刊杂志纷纷转载，不少地方广播电台在“小说连播”栏目里播放这部传记小说。自此以后，潘玉良的艺术成就和传奇经历才被大部分国人所了解。有关部门也才了解潘玉良作品的艺术价值。
在潘玉良去世五年后，潘牟也去世了三年，有关部门才开始策划、启动将潘玉良的遗作、遗物运回国内的工作：
1982.1.18日，驻法大使馆领事司致中央文化部，{（82）法领字（57号）文《已故画家潘玉良遗作处理文》}中，提出两种意见：“一是全部运回国内交各有关部门……，二是挑选部分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运回国内，其余作品在当地拍卖，所得之款一部分上交国家“。
1982.3.20日文化部艺术局致外交部领事司的函中称：“同意江丰同志意见，请将潘画作品全部运回国内，交中国美术馆收藏。”
1983.6.3日，{中央文化部（83）文艺字1235号文，关于《安徽旅法画家潘玉良遗作运回国内处理意见》}（以下简称：《文化部1235文》）中决定：“潘画运回后交文化部艺术局收件，除中央美术馆留几件代表作作为国家收藏，其余全部作品交安徽省委宣传部接收”。
1984.2.10日，安徽省委宣传部王庭等四同志接文化部艺术局王米的84.1.16的函去上海，持文化部艺术局的证明将由法国运抵上海的潘玉良七箱遗作遗物于84.2.24日运抵合肥，存放在省博物馆。
从1982年开始驻法大使馆领事司与文化部艺术局之间，信函往来协商如何处理潘玉良遗作的详情，我们当时是一无所知。《文化部1235文》是1984.3.14日由文化部艺术局王米、刘国华向我们传达的，其他的信函往来，我们是在1994年提起“潘玉良遗产返还案”诉讼以后才知道。
1984年3月份，安徽省委宣传部通知我们：潘玉良的遗作、遗物已经运回安徽，要我们家属派代表两人参加3月15日的潘玉良遗作、遗物的清点、验收、交接工作。
3月14日彭德秀、徐永升（潘晓忠之夫，安庆一中教师）就奉命赶到合肥。当天晚上，在文化部艺术局代表下榻的宾馆——江淮饭店，文化部艺术局代表王米、刘国华和安徽省委宣传部艺术处的王庭接见了彭德秀、徐永升。告诉他们潘玉良的遗作、遗物共装有七只箱子，已由文化部为主、省委宣传部协助运回合肥，存放在省博物馆，并向他们传达了《文化部1235文》文件精神“……潘画运回后交文化部艺术局收件，除中央美术馆留几件代表作作为国家收藏，其余全部作品交安徽省委宣传部接收。建议安徽省委考虑满足家属留几张画作为纪念的要求。” 徐永升在征得王米、刘国华同意后将此文件的精神抄录了下来。
当看到《文化部1235文》时，彭德秀、徐永升就觉得很不理解：潘玉良遗作、遗物应该由我们继承，就是要捐献，也得要交给我们，然后由我们来具体操作，怎么由文化部艺术局来全权安排呢？（后来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岳的一句话“潘玉良的一切都是国家的”才解开疑团——“国家财产”当然应该由国家的行政部门来处理了——这已是后话了）
多少年来，我们对于红头文件“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自觉性已经“落实在行动中，融化在血液里”。彭德秀和徐永升当时只有一个选择：“狠斗‘私’字一闪念”， 坚决服从文化部和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不折不扣的执行《文化部1235号文件》。
彭德秀、徐永升最感激动的就是：马上就可以目睹朝思暮想的潘玉良真迹了。最关心的是：文化部、省委宣传部部的领导们，能给多少，什么质量的潘玉良遗作给我们？
第二天，也就是1984.3.15日正式的验收、交接工作正式开始了。何谓“验收”呢？
潘玉良去世后，她的遗作、遗物全部存放在我国驻法大使馆内，运回的潘玉良七箱遗作、遗物，是由我国画家郁风和候一民、汤小铭在访法期间挑选、整理、装箱的，还有一部分潘玉良遗物——潘玉良的的朋友送给她的画，如张大千的几幅册页、常玉的速写等，是由候一民、汤小铭回国时随机带回来的，带回后交给王米，王米又从北京带到合肥。这分两批运回的潘玉良遗作、遗物，在启运之前，候一民、汤小铭已经将两批的清单寄给了王米。
“验收”就是核对运回的实物与清单上的品种、数量有无讹误。
参与“清点、验收、交接”工作的人员，由三方面人员组成：文化部艺术局代表（王米、刘国华），清点验收小组（省委宣传部艺术处、省文化厅、省博物馆、省美协共八人），家属代表两人，共计十二人。由文化部代表主持清点验收和分配交接工作。
清点、验收工作是在非常严格要求下进行的，地点是在省博物馆二楼大厅，清点、验收进行中，不准任何小组外人员进入。
清点、验收开始很细，既要看画，又要点数，搞了一天，仅清点了一只半箱子，大家觉得这样下去要拖很长时间，到后来除了大一些的作品数一数，象写生、速写就数也不数了。就按照“清单”上的“速写一包”、“速写一大包”、“书若干”、“常玉速写一卷”粗线条的清点、验收了。
王米、刘国华在三天清点验收中，首先挑选了艺术价值最高的潘玉良遗作53件，遗物若干（其他画家送给她的画，其数量、品种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

5、河南省太康县：公路局举办庆七一演讲比赛

河南省太康县：公路局举办庆七一演讲比赛

6月27日，河南省太康县公路局办公楼六楼会议室，“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庆七一演讲比寨决赛在这里举行。

为纪念建党98周年，展现新时代公路系统党员干部牢记使命、创新发展、勇于拼搏的精神风貌，太康县公路局举办此次演讲比赛。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许兵轼、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公博、县妇联主席张艳、共青团太康县委书记王丽、县委常校副校长谷松领、县纪监委派驻公路局纪检组长轩茂林，太康县公路局党委书记、局长程耀海应邀担任本次演讲比赛评委。

演讲比赛经过预赛，10名选手脱颍而出，晋级决赛一决高下。演讲比赛现场，台上演讲者神情激昂，抑扬顿措，声情并茂。讲到精彩处，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选手们紧紧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跟党走，立足岗位做奉献”主题，紧密联系工作实际，以质朴的语言、饱满的感情，讴歌了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信心。

经过激烈角逐，贾丹荣获一等奖，李子豪、王栋梁选手荣获二等奖，李琰、肖翠、李红珠等5人获得三等奖，其余选手获优秀奖。

周口市人大代表、公路局职工宋敏说，举办演讲比赛，活动凝聚人心，有效地展示了公路人的新形象。职工欢迎，希望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

6、肥西宣传部好进吗

好进。
肥西宣传部要求本科以上，对专业没有要求，还是比较容易进的。
肥西宣传部地址肥西县上派镇人民西路政务大楼三楼。

7、徐特立的生平简历

徐特立(1877年—1968年)，又名徐立华，原名懋恂，字师陶，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湖南善化（今长沙县江背镇）人。毛泽东和田汉等著名人士的老师。
1877年2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四都观音塘（今长沙县江背镇观音塘）。
1905年入长沙城宁乡速成中学，毕业后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后兴办私学（如梨江学校、长沙平民夜校等）。
1910年往日本考察教育，支持武昌起义，被选为湖南临时议会副议长。
1913年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
1919年-1924年6月，42岁时，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并考察了比利时和德国的教育。
1924年回国后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和湖南孤儿院。
1927年5月，在“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
1928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0年回国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创办了列宁小学、列宁师范等。参加了长征。在延安曾任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八路军高级参谋长的名义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
1934年10月他以57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董必武、徐特立一起编入中央机关纵队干部休养连，表现了老英雄的大无畏的革命气魄。
1940年创办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并任院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等职，后因身体原因请辞。
1968年11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徐特立，1877年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体味到农民所受的残酷剥削。9 岁时，父兄因愤于不识字受欺压，凑钱让他读私塾。他读了六年书，又因无钱辍学在家，曾跟随一个和尚学习禅宗。后来他在家劳动，又教私塾。1905年因清政府废科考办新学，长沙办起师范学校，他考入该校读速成班，毕业后当高小教员，又应聘长沙周南女校。
1907年发生清政府向外国屈辱妥协的教案时，徐特立在学校作时事报告，讲到激愤之处，热泪如倾，竟拿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蘸着血写了抗议书，写完当场晕倒。这一“抽刀断指”的举动，顿时蜚声全省，徐特立也被当时有进步思想者誉为最有血性的激进人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徐特立积极参加湖南起义，被推为长沙副议长，翌年又任省教育司的科长。他一身清正进入官场后，顿觉黑暗无比，不久返回教育界，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1919年，国内兴起赴法国勤工俭学热潮，年已42岁的徐特立也报名前往，成为年纪最大的留学生。在法国四年间，他边做工边学法语，后入巴黎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回国后，他任长沙第一女师校长，被公认为湖南的教育界名流。1927年初大革命高潮时，徐特立参加了湖南农民协会并任教育科长，又在左派掌权的国民党长沙市党部任农工部长。同年夏天，大革命失败，在不少共产党员叛变脱党时，徐特立却以50岁年龄入党。随后，他参加了南昌起义，任师党代表。部队失败后，他决定同贺龙一起上山打游击，只是因病未能跟随，被派赴莫斯科入中山大学。他学通俄语后，系统研究了马列主义，并同吴玉章、瞿秋白共同研究了汉语拉丁化拼音。
1930年末，徐特立潜回国内，赴江西根据地，后在中华苏维埃政府任教育部副部长（部长为瞿秋白）。1934年，他随军长征。一路上，他拄着一根竹杖，扛着防身用的红缨枪，和大家一同行军。瞿秋白在告别时换给他一匹好马，他却总是让给伤病员骑。据统计，长征两万里，徐老骑马不过二千里，人称“徐老徐老真是好，不骑马儿跟马跑”。
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为他庆祝60岁寿辰。毛泽东写信致贺，称徐老“今后还将是我的先生”。抗战爆发后，徐特立先到国民党统治区做中共代表，1940年回延安任自然科学院院长，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此时，他老当益壮，年近七十还参加了延安青年体育运动会的游泳比赛。1947年，中央为他庆贺70岁诞辰，毛主席的题词是“坚强的老战士”，朱总司令的题词则是“当今一圣人”。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因年老记忆力减退，他自动申请免职。但是，他仍关心国事———“大跃进”时不表赞成，“文革”开始后又忧心不已。1966年国庆节上天安门时，他守在电梯旁等毛泽东，想倾诉心中想法。毛主席远远看见他后，马上打招呼并想走过来，可惜被突然出现的一群高呼“万岁”的人隔开。徐老此后身体日衰，难以外出，于1968年去世。 徐特立生于1877年，当时的中国正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世界形势来看，英、法、美等国家在全世界大肆侵略扩张，抢占殖民地；国内，清王朝即将走到尽头，对内政治腐朽，对外卑躬屈膝。在这种形势下，有识之士纷纷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年幼的徐特立生活在湖南长沙县的农村，母亲的早逝、父亲的整日劳累和生活的极度窘迫，使他初尝人世的艰辛。1886年，饱尝没有文化苦头的父亲东拼西凑了一点学费，将9岁的徐特立送进私塾读书。
在私塾读过的诗歌、古文中，明末清初学者朱柏庐写的《治家格言》和明代忠臣杨椒山感情充溢的遗嘱，对徐特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6岁时，徐特立因家中亲人去世，必须自谋生计而不得不辍学。经过几年摸索，18岁时徐特立终于作出从文的决定，“确定教书兼习科举业”“可以进步，又可谋生”。
于是，徐特立一边在家乡教蒙馆，一边“兼习科举”，苦读八股。但他反对考秀才用的死八股，特别是在得到长沙举人陈云峰的劝告后，徐特立立志求真知而不再把精力放在八股文上，“从此我不做八股了，成了一个好汉学的青年”。他甚至制订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一心“读书求学问，进学不进学不去管他”。在博览经史子集的同时，徐特立积极阅读《湘学报》、《湘报》等传播西方文明的书刊，特别喜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写的那些针砭时弊、议论时政、激情洋溢的文章，一度自命为康梁的信徒。
1905年，清廷明令取消八股取士，改考经义，并加历史、地理。28岁的徐特立参加考试，在3000名考生中名列第19名。虽然后来因经济困难而又不愿接受富家子弟的资助而放弃了复试，但他的名声不胫而走，各处学堂争相聘用，他不再需要为生计担忧。然而，他并不安心于农村塾师的职 业，更不迷恋于个人的小康家庭。他考虑的问题，已经迥异于20岁以前主要为个人职业、家庭和前途着想，进而觉得该为国家民族分忧了。他觉得自己应该离开家乡，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去学习新的知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考入了由同盟会会员周震鳞在长沙城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学习教育学、自然科学等新知识和西洋史、东洋史等讲授资产阶级革命的课程，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随着立宪派组织发动的三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相继失败，徐特立逐渐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必须通过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于是，他向革命党人林伯渠等人了解革命形势，表示要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在湖南还是黑云压城之际，徐特立约集一些进步教员，到处宣传演讲，号召大家支持革命。
湖南光复后，徐特立担任省临时议会的副议长，一心为新政权的建设出力。然而官场的腐败，使他很快感到失望和愤慨。他相继辞去省议会副议长和省教育司科长的职务，决心回到教育界，用教育来改革人心，以实现教育救国的愿望。他创办并苦心经营着长沙师范，并到湖南第一师范等学校任教。他的崇高品德、渊博学识以及强烈的爱国热情，对毛泽东、蔡和森等许多有志匡时救国的学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24年夏，徐特立回到国内，继续致力于湖南教育。他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并担任校长，同时兼任长沙师范、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校长，精心治理三所学校，继续实践他教育救国的宏愿。
随着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何叔衡的建议下，徐特立参加了国民党左派，以图“一起来促进国民革命”。1926年12月，他会见了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随后于1927年春回家乡调查农民运动的情况。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惊喜不已，他开始认识到“少数学生无法挽回国运……教育救国是我30年来的一种幻想”，于是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加入大革命的洪流。1927年3月，他担任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兼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还被选为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工农部部长，为发展湖南的工农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然而，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疯狂屠杀。面对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徐特立拒绝了反动派对他的拉拢、利诱，毅然决然地抛弃一切，冒着杀头的危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对此，陆定一在《人民教育家》一文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就这样给全党同志上了第一课:困难时不要动摇，应当更坚定地奋斗，革命是一定胜利的。徐老给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他的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 1949年3月，徐特立随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先后参与国共和平谈判、全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接管等工作。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49年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欢庆他为之奋斗了近50年的革命理想终于成为现实。
这年，徐特立已经72岁，在常人看来实在可以颐养天年了，然而他却从不因年老而松懈。欢庆之余，他想到的不是革命大功告成，可以坐享清福，而是国家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面临的艰苦任务。他在《祝吴老（指吴玉章）七十大寿》的诗篇里写道:“……百年殖民地，从此永完结。前途之艰巨，基本在建设。幸勿过乐观，成功在兢业。您我励残年，尽瘁此心血。”表现出他敏锐的眼光、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宏伟志愿。他对好友谢觉哉说，人一天没停止前进，就没有老，一旦停止前进就老了。为了勖勉和策励自己，他制订了一个20年学习和工作计划，作为晚年的奋斗目标。
此后，徐特立不顾年事已高，仍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领导一批党的宣传干部和史学工作者从事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和党史等的编纂工作，并继续以各种方式关心、指导教育工作:或报告讲演，或撰文著述，或视察调研，或接待来访，或书信交流……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而不懈地奉献着光和热。这位坚强的老战士，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与时俱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68年11月28日与世长辞。
徐特立与时俱进的可贵品质，早已得到众多称颂。早在他60大寿时， 1、徐特立在湖南任教二十年，爱学生如子。他任师范校长时，将自己的月薪与校内主任、庶务等同样定为20元，还经常接济穷学生。
田汉（我国国歌作词者）入学时买不起蚊帐，徐特立便买了一顶相送。而他却把自己的家小安排在乡下，以节省开支。逢假日回家，他要步行往返80公里。一次查夜时，他发现有新生烂脚呻吟，便亲自打水给他洗脚上药。此事传出后，一些教师认为太失校长“身份”，学生却对他更为敬仰。
他到第一师范任课时，支持毛泽东等学生反对校长专横的活动。毛泽东曾说过，当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昌济先生（即他后来的岳父），一位是徐老。
2、徐特立一生勤俭，追求理想而从不为口腹折腰。赴法国后，他积极支持学生组织反对中法反动派的活动。国内军阀政府为了笼络他，通过使馆告之可给一个“赴法考察”的名义，每年有1000块大洋的薪俸。徐特立对此嗤之以鼻，仍在钢铁厂勤工俭学，给干重活有困难的同学做饭。
1937年抗战爆发后，徐特立以八路军驻湘代表身份从延安返回长沙，一时城内轰动，每日前来拜访探望者数以百计，其中不少还是亲朋故旧。徐特立热情地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终日长谈，不过为节省办公经费，只招待茶水而从不请人吃饭。两年后他离开长沙时统计，只是会见法国记者时请过一顿便饭，共花了5块钱招待费。当时，长沙城内国民党高官衣装笔挺，出入乘车。徐特立却终日身穿八路军粗布军装，撑一把雨伞，徒步在城中奔走，不识者多以为是军中老伙夫。
一次，省主席张治中约谈，徐特立走到省政府门口，门卫拦住说：“今天张主席会见八路军代表，别人免进。”徐特立称自己便是，门卫打量了一番，全然不信，竟把他轰走。张治中久等不至，派人再去八路军办事处相请，得知原委后，对比国共两党作风，对共产党更为钦佩。
解放后，徐老始终保持勤俭的作风。他终生不抽烟不喝酒，直到晚年每天只泡一杯清茶，喝到深夜不许换茶叶。他只有一双皮鞋、一套呢制服，而且是在外出活动时才穿。

8、徐惟诚的介绍

徐惟诚 (Xu Weicheng, 1930年5月--- )，笔名余心言。安徽芜湖人。大夏大学肄业。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建国后，历任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上海《青年报》总编辑，《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北京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务。任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总编辑。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学习委员会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