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站区李鸿章

1、李鸿章的事迹

历史上的李鸿章

林治波 [2006-10-17]

历史上的李鸿章，绝非《走向共和》中美化的那样忍辱负重、功勋卓著，而是一个没有操守、乏善可陈的历史丑角。

这几年，有些电视剧拍得很好看，剧情起伏跌宕，表演功夫到家，观众不但爱看，看过之后还街谈巷议，赞不绝口，誉之为突破性的力作，如《雍正皇帝》、《走向共和》等等。但是，被精彩剧情所掩盖的历史观与思想倾向上的严重问题却被人们忽略了。比如，一个开历史倒车、闭关锁国、大兴文字狱的专制暴君，却被《雍正皇帝》吹捧为勤政为民的贤君，一个妥协卖国、劣迹斑斑的李鸿章却被《走向共和》美化为忍辱负重、功勋卓著的功臣。

对李鸿章的肉麻吹捧，笔者开始不知其意，后来看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并得知作者正是《走向共和》的策划人之一，方才明白了他们的思想倾向和用意所在：凡是办洋务尤其是对外妥协的买办人物，他们都要加以美化，反之则加以丑化，为此不惜歪曲历史。

其实，历史上的李鸿章，绝非《走向共和》中美化的那样忍辱负重、功勋卓著，而是一个没有操守、乏善可陈的历史丑角。

北洋舰队丧师黄海

李一生最大的“功业”就是办洋务，而最大的洋务就是购买洋舰，组建北洋水师。为了这支北洋水师，清政府总计花费了上亿两白银，装备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铁甲舰，而结果却一败涂地。李夸耀北洋水师“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而在实战中命中率却极低。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北洋舰队火炮命中率不及日本联合舰队1/9。北洋水师之败，除了训练无素，还归咎于李鸿章的“弃战保船”战术，而这一战术的本质是李将舰队视为自己的私人武装，愚蠢自私的“弃战保船”非但未能保住船，反而使舰队在威海港内束手待毙，被日军全歼。如不是李鸿章的愚蠢和自私，甲午之败绝不至于如此之惨、如此丢人。清臣文廷式气愤地慨叹：北洋水师“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倘李鸿章等人有胆有识、意志坚定，不向日方求和，而将首都迁至西安，与日本作持久战，也不至于签订《马关条约》那样至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因为，经过甲午战争的消耗，以当时日本的国力是无法与中国作持久战的，西方列强也不会坐视日本深入并独占中国腹地。总之，中国的甲午之败虽有其必然性，但败得如此之惨，进而给中国造成如此之深重的伤害，李鸿章难辞其罪。有人以清廷腐败、国力衰弱为李辩护，但即便在那样的时代，也有左宗棠力挽狂澜、平定新疆的佳绩，故而李的妥协误国并不是时代局限和客观条件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

再说说李的用人。在官场上，李着重培植的人是自己的儿子李经方和干儿子盛宣怀，其任人唯亲几乎不加遮掩。甲午战争中，李用了两个同乡，一个是陆军统帅叶志超，一个是水师提督丁汝昌。这两个人，一个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致使入朝清军陷入群龙无首的乱局；一个不懂海军，平庸无能，致使北洋舰队丧师黄海，一败涂地。

“宰相合肥天下瘦”

那么，李的品德如何呢？许多材料证明，李从办洋务中发足了洋财，成为“富甲海内”的大官僚大买办。留美的洋务要员容闳说李“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时人风传“宰相合肥天下瘦”，可见李在民众中的口碑之差。1895年，翰林院张謇等联名向朝廷奏参李鸿章，揭露说：“……倭来船则放之，倭运开平煤则听之，倭谍被获，非明纵则私放……军械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李鸿章作为朝廷大员，对于日本的侵略听之任之，只顾自己发财致富，李氏父子既然是这样的人，难怪日本在甲午战后与中方谈判赔款条约时，点名要和李氏父子谈，而拒绝清廷派遣的其他人选。

最能说明李鸿章品行的事情，是其1896年作为祝贺俄皇加冕的中国专使赴沙俄时，与俄方签署出卖中国东北利益的《中俄密约》并接受巨额贿赂。美化李鸿章的人一再否认此事，而证据只是沙俄财政部长维特回忆录中的一句话：“说李鸿章受了俄国政府的贿赂，我必须说明这个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但沙皇东宫档案资料却证明，维特没有说实话，李鸿章与俄方签订《中俄密约》并受贿确有其事。密约签订后，维特和李鸿章订下私人协议，只要《密约》能够顺利执行，李某便能得到300万卢布（约合190万美元）的酬谢。

国内有人对李鸿章在当时寄给总理府的电报中数次替俄国恫吓清朝感到迷惑不解，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李受了贿，怎能不吃里爬外？据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德米特里·乌赫托姆斯基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记载：“《中俄密约》签字后的第二天，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在一份向李鸿章付款的协定书上签字。协定书规定，头一个100万卢布在清帝降旨允准修筑中东铁路后付给，第二个100万卢布在签订铁路合同和确定铁路路线后交付，第三个100万卢布则等到铁路工程全部竣工后才支付。这份议定书并没有交给李鸿章本人，而是作为绝密文件由俄国财政部收藏起来。”这笔钱作为一个专项基金存在华俄道盛银行，归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名字就叫“李鸿章基金”。据记载，俄方先后三次给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支付款项，其中一笔是俄国专使吴克托穆亲王到北京交给李鸿章的。据《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据《我所知道的李经方——北洋杂闻录》记载，由于没有得到俄方许诺的全额款项，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曾抱怨说：“俄国人花小钱办大事，最不讲信义，老爷子为了他们挨了多少骂，最后跟打发要饭的差不多”。

其实，在此之外，李鸿章还接受过俄方另一笔贿赂：1898年3月22日，沙俄给李和总理衙门张荫桓各50万元贿赂（张荫桓实得25万），旨在催促中方尽快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和稍后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李鸿章在俄国人指定的时间之内完成了“任务”，使辽东半岛实际成为俄国独占的殖民地。可见，李鸿章受贿卖国有多方铁证。维特的否认是为了掩饰沙俄政府行贿的不光彩行为，并不足信。

撇开其他的事情不论，单此受贿卖国一项，即足以证明李鸿章品质之败坏。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时的另一位官员许景澄在负责中东铁路交涉过程中，俄国人曾许以1．5万两银子作为每月的办公费，可以由许随意支取，以便在中东铁路上攫取利益，被许严拒，许且把已到账的1万两银子上交总理衙门。这件事情说明两点：一是沙俄惯于行贿伎俩，许当时不过是三品顶戴，俄方尚加以贿赂，对重臣李鸿章行贿以谋取在华利权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二是许、李相比，形同冰炭，如隔云泥，三品顶戴尚知爱国拒贿，保全人格，而李身居首辅大臣之尊居然为钱财而出卖祖国利益，真是无耻之尤。了解李人品的清廷官员在其使俄之前即有所担忧，如张百熙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说道：“李鸿章决无御侮于樽俎之心……李鸿章此行，必阴托于俄矣。”事情的发展果被张氏不幸言中。

至于生活上，有人吹捧李鸿章简朴，也是站不住脚的假话。事实恰恰相反，李热衷于享用洋酒、咖啡和高档洋货。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李“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连《走向共和》的导演都承认李鸿章生活奢侈，喝的水都是从荷兰进口的。

某些人对李鸿章的吹捧，说句不好听的，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拿着王八当圣贤，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对观众的欺骗，也暴露了一些人的思想本质。

《人民论坛》 ( 2006年第20期 )

2、李鸿章简介?

李鸿章（1823～1901）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沪，自成一军，是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地方实权既握，又于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两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出犯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

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同年，署理两江总督，调集淮军数万人赴中原对捻军作战。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次年，授湖广总督。其后，采取“就地圈围”、“坚壁清野”等战略，相继在山东、江苏间和直隶（约今河北）、山东间剿灭东、西捻军。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著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1901年11月去世。谥文忠，晋封一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3、我要李鸿章简介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4、李鸿章是谁

　李鸿章（1823年－1901年）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名字出自《周易·渐卦》“鸿渐于陆”，号少荃（泉），汉族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李傅相，亦称李合肥，被西方人称呼为“东方的俾斯麦”。其先祖本姓许，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父亲李文安（1801年－1855年）经多年苦读，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肥东县东乡（现属合肥瑶海区）磨店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至于李鸿章本人，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5、李鸿章简介(按时间顺序)

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五日李鸿章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东乡（今瑶海区）磨店乡。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秀才。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入京会试，以年家子身份受业曾国藩门下。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道光三十年（1850年）翰林院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

咸丰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

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

1863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率部剿灭捻军。

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

六月二十三日（公历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大口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而后病逝北京，诏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文忠。

(5)新站区李鸿章扩展资料：

李鸿章生平大事介绍：

1、组建淮军

“淮军”是晚清在曾国藩指示下由李鸿章招募淮勇编练的一支汉人军队，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前身，曾是清朝的主要国防力量。 

因为兵员及将领主要来自安徽江淮一带，故称“淮军”。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军向上海进军，上海守备清军不能抵抗，外援英军未到，是时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总督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军务，湘军驻安庆，上海地方官绅派代表向他求援。

曾国藩早有用湘军制度练两淮勇丁的计划，他的得力幕僚李鸿章主动请命招募淮勇，于1862年3月（同治元年二月）在安庆编成一军，称“淮勇”，又称“淮军”。其后，淮军乘英国轮船，闯过太平天国辖境，前往上海，与英、美各军合作对抗太平军。

2、镇压捻军

捻军（1853年——1868年）是一个活跃在长江以北皖、苏、鲁、豫四省部分地区的反清农民武装势力，与太平天国同时期。

捻军起义从1853年至1868年，长达十五年，其历史分为两个阶段。自1853年春至1863年3月为前期捻军，此后为后期捻军。

捻军兴起后，首领为沃王张洛行（张乐行）、孙葵心等。至捻军时代首领为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勇王龚得树、遵王赖文光、鲁王任柱、卫王李蕴泰等人，与太平军互有联络，行踪飘忽不定，难以捉摸。

捻军骑兵纵横驰骋于皖、豫、鲁、苏、鄂、陕、晋、直（冀）八省十余年，极盛时期总兵力达二十万众。

1865年，清朝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中伏被全歼之后，清朝倾全力对付捻军，动用团练湘军、淮军及数省兵力，利用地形，“画河圈地”，后分为东、西二捻，西捻为左宗棠所平定，东捻乃李鸿章所灭。

3、创建水师

北洋水师，或称作北洋舰队、北洋海军，1888年正式成立，是中国建立的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清朝建立的四支近代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主要军舰大小共有25艘，辅助军舰50艘，运输船30艘，官兵4000余人。

北洋水师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12月17日于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正式成立，清政府每年拨出400万两白银给予海军建设。舰队实力曾是亚洲第一。

在1894年-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它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因此被迫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李鸿章

6、新站区属于合肥哪个区?

新站区属于瑶海区（因为新站试验区也隶属于瑶海区）。

合肥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起源于合肥新火车站的建设，其前身是合肥新火车站工程建设区，地处合肥市东北部，距市区1.8公里。 

(6)新站区李鸿章扩展资料：

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合肥新站区。位于合肥市城区东北部，是合肥市“1331”空间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2年与合肥新火车站同步开工建设，1995年被安徽省政府正式批准为省级开发区，1996年被国家建设部列为全国首家城市综合开发试点区。

7、李鸿章简介

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中文名： 李鸿章
别名： 李中堂、李二先生或李合肥
国籍： 清朝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安徽合肥东乡（今瑶海区）磨店
出生日期： 1823年2月15日
逝世日期： 1901年11月7日
职业： 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
代表作品： 《李文忠公全集》
主要事迹：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参与洋务运动
历史贡献： 积极倡建近代海军、建立北洋水师
身后哀荣： 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

8、李鸿章是谁？

晚清的洋务大臣，北洋海军的创始人！袁世凯是其继任者，

9、对黑社会痛下杀手的李鸿章，对哪个地区的黑社会没有办法？

清末民初沿海曾流传过这样一句话——"粤东盗甲天下"。"甲天下"我们很熟悉，常见的譬如"桂林山水甲天下"。但盗贼强横到"甲天下"，却是只有在形容清末民初广东盗匪时才常遇到。

这"甲天下"，自然不是人们把各地盗匪实力数据化，然后相互比较得来的。它其实是当时人们对广东一带盗匪实力的主观认识。

但就连远在北京的光绪帝都曾叮嘱赴任广东布政使的岑春煊："广东土匪甚炽，到任后宜设法剿办"。足见广东的盗匪确实对广东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即便皇帝都注意到了这群盗匪，广东等地的剿匪工作却难以推进。就连晚清重臣李鸿章和张之洞，在任职两广总督期间也无法将这一带的匪患平息。

01

"墨为之罄，笔为之秃"的广东盗匪

人们一般把匪分为劫盗和窃贼。而清末民初广东一带的匪，种类多到让人头皮发麻：土匪、会匪、劫匪、斗匪、赌匪、拐匪、山匪、河匪、海盗……因为总量庞大，"同行"太多，一些匪还组织了三点会、双刀会、小刀会等组织。

除了人多势众，广东一带的盗匪还有很大的活动范围，且活动得非常频繁。不仅较为富庶的海港和州府有他们的身影，偏僻的乡村和山区也受到他们侵扰。有学者统计过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8月的《岭东日报》，发现刊载的54则有关报道涉及八个县。且每一天至少都有相关报道，最多是一日报道了五则，平均每天1.7则。

且因为处在中国的"开放"前线，广东的盗匪们甚至还有不弱于清朝官军的武器装备。据曾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汇报："粤省盗匪无一案非纠伙，无一盗不持械，所持之械无非洋枪洋炮……"

可以说，当时地方媒体评论的"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贼之多以广东为最。粤盗之案，其不报不详者且勿论，即如报章所载，几于无日不书，无地不有，墨为之罄，笔为之秃，已令人可惊可骇。"虽有夸张之处，但也真实地反映了广东盗匪的猖獗和百姓生活的疾苦。

02

广东官绅不和助长盗匪气焰

盗匪这么猖獗，政府不管吗？张之洞、李鸿章这样的肱骨重臣都管不住吗？事实上，当时的政府确实管不好。

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治理，中央是控制中枢，而各地的实际落实不仅需要地方政府主导，还需要乡绅们出力。可是清末，衰颓的清政府根本无力把控朝政，更别说抓牢远在南方的广东。

盗匪四处劫掠，作为地方权贵的乡绅自然会利益受损。而有与盗匪势不两立的乡绅，就自然有为了私利而包庇盗匪，以此来换取自家安宁的乡绅。后者人数不多，但却影响到了整个乡绅群体在地方政府心中的形象。因为拿不准乡绅到底是愿意剿匪还是与盗匪有勾当，不少官员在打击盗匪时都对乡绅心怀猜疑，难以利用好乡绅的力量。

而对乡绅们而言，一些官员一边剿匪又一边贪污，甚至借剿匪之名强抢物资，也是在侵害他们的利益。所以尽管千百年来乡绅群体已经形成了辅助社会治理的传统，但在面对广东盗匪时，他们还是难以与政府达成深度合作。

地方官绅不和，各地剿匪力量无法发挥出最大效力，也难怪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两个左右中央的重臣也对广东盗匪束手无策了。

03

港澳对盗匪的"包庇"

此外，清末民初，广东一带虽大部分都还在中国政府的统治下，但被占领的香港和澳门早已不是中国可以插手之地。于是这两个地方，就变作了不少盗匪的"避难所"。

港澳两地，因为成为了列强的口岸，所以既是商贾云集之地，也是走私内地缺少的洋药和盐的重要起点。又有"肥羊"又有"生意"，那些在内地就作恶多端的盗匪自然不会在这里就老老实实。

光绪十六年（1890），南澳号轮船在香港被劫持。光绪三十二年（1906），美籍人士唐登被"知名劫匪"绑架，并被藏匿在澳门。

宣统二年（1910）五月，十余名学生在澳门被绑架勒索。

1913年，泰安轮在香港被劫持……

有时，一些发生在内地的劫持案，受害者家属也会被要求去港澳交赎金。

面对这些肆意妄为的盗匪，港澳官员也做出了努力。但他们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源上铲除盗匪群体，所以剿匪的重担还是由中国官员们扛着。

然而港澳与内地的管辖权不在一个政权手中。不仅联合剿匪难于登天，就是中国官员要追击个逃犯，其入境审批手续也要等好几个月。当时有人呼吁港澳改革与内地的交往制度，方便联合执法，但这些建议都被回绝。

所以在多方力不从心的状况下，港澳在事实上成为了盗匪们的"天堂"。